垃圾堆上的圣母 | 何小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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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的县城，买电影票、买新到的书、买肉、买蔬菜，都会打拥堂，即不排队，人挤人，谁力气大，谁抢先。唯一不打拥堂的，就是买豆腐。

天麻麻亮，买豆腐的人就在豆腐社门前排队，一直排到电影院，排成一条一百来米的长龙。排队的人一手拿着钱和豆腐票，一手端着一只空瓷盆，或提着一只空竹篮。每天如此，没人挤，没人抢，井然有序。这现象从我上小学起，一直持续到我上中学。而在豆腐社负责卖豆腐的，就是我的大舅娘。

大舅娘姓傅，是县城大户人家的女儿，缠过足，但也念过书，能看书看报。嫁给大舅时，大舅是县城监狱里的一个衙狱，即一个小科员。听母亲讲，大舅长相英俊，为人正派，但却意气消沉，业余时间均消耗在麻将桌上，其原因是，在那个黑暗和腐朽的环境（时代）里，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

1949年，解放军打进我们县城，接管了政权。有一个姓黄的医生，作为社会名流，被新政府召去协助对旧职员的登记工作。这位黄医生是大舅的好友，出于好意，也是天真，就在花名册上私自给大舅升了职，把衙狱改成典狱长。以为新政府就会按这个职务安排大舅的工作，结果帮了倒忙，大舅因此够上了被劳动改造的伪职员级别，随即押往外地服刑。这一去就杳无音讯，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近四十年后，才辗转得知，大舅很早就病死在涪陵的一个劳改农场了。

大舅被带走时，大舅娘才二十多岁，四个儿女，最大的刚上小学，最小的还在襁褓中。当时就有亲戚劝她改嫁，被她拒绝。我母亲那时也才二十出头，未婚，在一所小学教书，为了减少大舅娘的负担，领养了老大，就是我的大表姐。守寡的大舅娘，为了养育三个儿女，与同样守寡的她的母亲，即傅婆婆，一起进了豆腐社，成了做豆腐和卖豆腐的工人。

1966年，“文革”爆发，父母忙于“运动”，一度把我寄养在大舅娘家。那是县城临江的一个大杂院，院子里住的都是一些搬运社、木器社、铁业社、豆腐社等底层的人家。

大舅娘家有三间屋，最里面一间很小，靠岩壁，没有窗户，又黑又潮湿，二表姐已经结婚，就住在这间屋里。中间一间大一点，安了两张床，大舅娘睡一张床，傅婆婆睡一张床，我那时三岁多，跟大舅娘睡一张床。大表姐有段时间回城打零工，便跟傅婆婆睡一张床。

最外面一间又是很小，这么小的一间，又隔成了两间，左边一间砌了一个灶台，算是厨房，右边一间安了一张床，一张书桌，是三表哥和四表哥的住房。三表哥平常就在这间房里练习拉二胡和小提琴，四表哥在这间房刻他的木雕。他们那时都因为大舅的关系，不被允许上县城的正规中学，一度只能去一个矿山上一个半工半读的中学。“文革”后，这样的学校也上不成了，就回城当了“望天戳”，即打零工，碰到什么活干什么活。

最外间门前是一条小路，也是进入大杂院的一个通道，小路外面是一个倾倒垃圾的陡坡，我们叫渣滓堡，渣滓堡下去就是乌江。

大舅娘对我很宠爱。有个故事，是我二表姐讲的，说有一天半夜三更，我突然醒了，闹着要吃米汤，即煮米时沥出来的汤汁。家里没剩米汤，大舅娘就起床穿衣，拿着一只碗出门去挨家敲那些餐馆的门，为我讨要米汤。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二表姐讲给我听的，说那时候我成天手里提着一只小玻璃罐，里面就是大舅娘给我装的冰糖。我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个情景是，大舅娘带我去面馆吃抄手，她总是将抄手皮剥下来自己吃，而把肉馅让给我吃。

每天天麻麻亮，即木板墙的墙缝中透出一丝丝银白光线的时候，大舅娘就穿衣起床了。傅婆婆这时候也上完夜班，做了一晚上的豆腐，刚回家睡觉。我也穿衣起床，洗把脸，跟着大舅娘一起去豆腐社卖豆腐。大舅娘是个有耐烦心，永远好脾气的人，从不对买豆腐的顾客大声舞气地说话，更没见过她与人争吵，因此也很受人尊敬。现在想来，那时候只有买豆腐不打拥堂，人人按规矩排队，或许跟大舅娘的为人处世有关，都受到了她的好脾气感染。每天卖的豆腐分白豆腐和五香豆腐干两种。我守在大舅娘旁边，等到豆腐卖完时候，总有一些被压碎的五香豆腐干残留在箱底，大舅娘就会收集起来给我吃。

四表哥养了一条狗，从小狗开始养大的，一条黄色的土狗，名字叫飞虎，跑得快，又很听话，四表哥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县城掀起灭狗运动的时候，这狗留不住了，大舅娘觉得与其被民兵拉去白白地打死，不如自己杀了，还可以改善伙食。但县城的风俗是，吃狗肉不能吃独食，而是见者有份，全院子的人都拿着碗到大舅娘家要汤喝。说是喝汤，其实是连汤带肉的。唯有四表哥拒绝吃狗肉。杀狗那天他大哭一场，然后气冲冲地跑出家门，在外面躲了十多天，才被大舅娘喊回来。母亲在乡下教书，没赶上吃狗肉，但大舅娘惦记着她，悄悄为她留了狗头，等母亲周日回来，专门炖给她吃。

有一年乌江发大水，水面上漂来一只半大的死猪，被院子里的几个孩子打捞上岸，抬回来刮毛破肚，切成小块煮了一大锅，也是全院子的人都端着碗去“喝汤”。但大舅娘一家都没去。大舅娘说，这猪不干净。

大舅娘一辈子没改嫁，与自己的母亲相依为命，并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之后儿孙满堂，直到九十岁去世，也没分家，以弱小之躯，维持着一个罕见的大家庭。

在三表哥、四表哥开始恋爱，将要结婚的时候，房子便成了大问题。两个哥哥便自己动手，在门前的渣滓堡上掏出地基，又从河滩上背回一筐一筐的鹅卵石，硬是造出了一栋两层楼的房子。这期间，两个哥哥各自的同学和朋友，有空的时候都来帮忙背石头，砌墙，抹灰。两层楼，一层两间，楼上两间，二表姐和四表哥一家住一间，楼下两间，由于一面靠着坡，类似半地下室，要小很多，三表哥一家住。老房子留给大舅娘住，厨房和一大家人的饭厅也在老房子里。

后来，两兄弟又自己动手，继续在渣滓堡上平整出地基，又建起了一栋三层楼的房子。喜欢画画的三表哥终于有了宽敞的画室，还有很大的屋顶露台，供两兄弟栽花种草，空出来的房间，堆放了很多乌江奇石，这些奇形怪状的石头是两兄弟逐年从乌江峡谷的河滩上寻找并捡拾回来的。再后来，县城也开始开发商品房，开发商看上了这块地盘，要建电梯公寓，他们的房子被拆迁，还给他们同等面积的电梯公寓。二表姐和两个表哥的住房就更加宽敞了，而这样的房产，并非从天而降，而是他们早些年一手一脚从渣滓堡里掏出来的。只是，迁入电梯公寓的时候，大舅娘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十五岁就离开了县城，但每年春节都会回去，回去之后，必去给大舅娘拜年。我一般是先到大舅娘的房间去问候一声，然后就去三表哥的房间与三表哥聊天，因为从小三表哥不仅是我学乐器和绘画的指导老师，也是我的人生导师，教会我许多做人的道理，如今我长大成人了，依然与他有许多龙门阵可摆。而大舅娘也没闲着，在我跟三表哥聊天的时候，她会时不时地来探视一下，拿一些吃的给我。三表哥就笑着责怪她，说这里已经有吃的了，不用拿来，但她不以为怪，隔一会又端一碗刚煮好的醪糟荷包蛋来，还一再叮嘱，吃了饭再走。

小时候我曾经对大舅娘说，长大了我要给你许多许多的钱。但结果并没有，倒是每次去拜年，临走时她都要给我压岁钱，无论我怎样解释，我已经工作了，不是小孩了，但她执意要给。一年年回去，发现大舅娘一年比一年苍老和消瘦，尤其牙齿掉光之后，嘴瘪下去，面容也改变了不少。到后来，我回去看她的时候，她已经站不起来，只能坐在藤椅上，但我去了之后，她还是要从椅子上偏过身子，去桌子上抓瓜果给我吃。她看着我吃，皱缩的脸上两只眼睛特别亮，充满了浓浓的母爱。

她身体虚弱，是因为牙齿掉光之后咀嚼不了正常的食物，只能喝一些流质的东西。但她又极其固执，坚决不让安假牙。生了病也拒绝看西医，只信中医，吃中药。但她的头脑异常清醒，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糊涂，眼睛也很好，八十多岁高龄的时候，看书看报都不用老花眼镜。她还把报纸上跟养生有关的文章剪下来，装订在一起，给家人和来访的客人看。

得知大舅娘去世的消息，我从成都赶回县城，参加了她的葬礼，并捧着她的遗像，送了她最后一程。

一般一个著名的人物去世，人们会说他（她）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大舅娘是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女性，不会有人给她这样的评价。但事实是，她去世之后，可能整个中国也不会再有这种五世同堂和睦地在一口锅里吃饭的大家庭。而她身上体现出来的勤劳、善良、隐忍、奉献等美德，也属于一个过去的时代。她一辈子恪守传统中国的妇道与人道，不争吵、不结怨、不贪心、不带过，并用慈爱而又严苛的家教，使其四个子女在艰难困苦中没有泯灭良心走偏路，而成为跟她一样受人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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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董啸   值班编辑 | 小窗

这是第 551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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